欧洲央行周四如期加息25个基点，将存款机制利率由2%上调至2.25%。这是该央行三年来首次上调利率。欧洲央行认为，在通胀压力加剧之际，已无法继续等待中东战事结束后再采取行动。尽管市场目前预计欧洲央行将在9月再次加息25个基点，但该央行重申不会预先承诺未来政策路径，并表示其仍有能力应对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
欧洲央行在声明中表示：“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而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战争对中期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全部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以及其间接影响和第二轮效应的规模。”
欧洲央行此次加息是主要经济体央行针对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飙升所作出的首次政策回应。随着战事已进入第四个月，欧元区官员担心，通胀压力已不再局限于能源领域。即便美国与伊朗未来很快达成和平协议，中东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受损意味着恢复产量仍需时间，因此通胀未必能够轻易回落。
目前，欧元区最新通胀数据已升至3.2%，通胀上行压力仍在加剧。即便剔除能源、食品两项波动项，核心通胀压力也大幅抬升。企业涨价计划、居民长期通胀预期同样在走高。一众政策制定者此前纷纷表态，央行不能再对本轮能源冲击视而不见，必须守住市场对央行2%通胀目标承诺的信心。
这种对通胀前景的担忧已体现在欧洲央行公布的最新季度经济预测中。新预测显示，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将达到3.0%，高于3月预测的2.6%;该通胀指标将在2027年降至2.3%(高于3月预测的2%)，并在2028年重返2%的目标水平。预测还显示，剔除食品和能源和核心通胀率将在2026年达到2.5%(高于3月预测的2.3%)，并在2027年持平于这一水平，随后于2028年回落至2.2%。
与此同时，预测下调了对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欧洲央行目前预计，欧元区2026年GDP增速将为0.8%，低于3月预测的0.9%：2027年GDP增速则为1.2%，低于3月预测的1.3%。
这份最新预测也凸显了欧洲央行面临的两难处境——通胀依旧高企，而经济增长前景则持续走弱。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将于日内晚些时候举行新闻发布会，进一步阐述其看法。有关预测和情景分析的更多细节也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公布。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央行在4月时已接近采取行动，甚至一些立场最为鸽派的政策制定者在本周会议前也暗示，如今实际上已别无选择。他们仍清楚记得2022年的经历。当时俄乌冲突爆发引发创纪录的通胀飙升，而欧洲央行则因应对迟缓而受到批评。在那一轮周期中，存款机制利率最终升至4%，随后欧洲央行自2024年年中开始进入降息阶段。
而这一次，欧洲央行官员们对通胀预期保持更高警惕，因为相关预期已经显著上升。一些人担心，海湾地区能源基础设施遭受破坏、以及全球供应链摩擦加剧，可能会令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
相比之下，其他七国集团(G7)成员国央行并不急于采取行动。加拿大央行于周三维持利率不变。下周，美联储和英国央行预计也将按兵不动，而日本央行则预计将延续自去年开始的渐进式货币紧缩周期。
重演2011年加息灾难?
在欧洲央行今日公布利率决议之前，市场就已普遍预期该央行将采取行动。官员们似乎确信，如今有必要通过加息来阻止飙升的能源价格引发更广泛的通胀浪潮。
然而，有经济学家警告称，欧洲央行捍卫其抗通胀声誉的决心，可能会诱使其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这部分人士认为，欧洲央行当下维持观望、谨慎行事的理由依旧充分——欧元区经济步履蹒跚，而市场投资者极易将单次加息解读为新一轮连续加息周期的开端。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2008年7月，欧洲央行选择加息，但雷曼兄弟随即破产，央行短短数月内紧急降息掉头。但更多经济学家将其与2011年相提并论——时任行长特里谢两度上调借贷成本，而德拉吉接任后年末便转而降息。当年政策制定者同样担忧大宗商品与能源价格飙升，却低估了欧元区金融体系千疮百孔的脆弱性，最终导致整个区域陷入二次衰退。
TS Lombard经济学家达维德・奥内利亚表示：“欧洲央行一门心思想证明自身政策公信力。2011年的加息是彻头彻尾的政策失误，如今央行过度聚焦通胀预期、深陷2022年高通胀留下的心理阴影，重蹈覆辙当年错误是眼下最大风险之一。”
尽管欧元区通胀指标已然上行，但部分分析师认为，核心通胀走高不完全由能源成本传导导致。还有观点称，目前薪资等核心物价指标尚未出现过度上行的信号。法国兴业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米夏拉・马尔库森指出：“如果欧洲央行在第二轮通胀传导效应出现确凿证据前贸然加息，将面临不必要的紧缩风险，这是在冒险。”
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格・施米丁认为，欧洲央行加息只会无谓加重居民与企业负担，经济疲软本身就会逐步消解通胀压力。他直言：“民众生活承压之际，央行完全没有加息的必要。内需持续遇冷，本轮短暂物价上行很难演变为需要加息干预的长期通胀危机。”
不过，也有一派观点支持加息，认为即便后续经济数据走弱迫使央行政策转向，加息操作仍具备合理性。PGIM欧洲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奈斯表示，政策制定者会为自身留足政策回旋空间，“以便在经济基本面出现实质性恶化、各类景气调查持续走弱时，随时释放可以降息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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