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作者1953年在莫斯科巴拉维赫疗养院
我所接触的江青
作者：张国男
1946年父亲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牺牲后，我随母张曼筠带着弟弟回到上海。就读上海法学院高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7年到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二。当年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全家由香港经天津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解放区石家庄，被分配到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结业后分到该校外语系学俄语。1949年北平解放，我随校来京继续学俄语。1951年年初，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来了两位苏联院士教授，是为中央首长看病的，急需两名党员翻译。我和陈复君同学(从延安来的年轻党员)就这样提前一个学期毕业，脱下了灰制服，换上了绿军装，担任起北京医院保健翻译的重任。
1952年夏的一天，我接到准备去苏联出差的命令：陪江青赴苏联治病担任翻译。临行前，军委卫生部傅连暲部长亲自找我训话：出差期间不能和家人通信，有信由大使馆信使传达，不得告诉任何人出差具体任务，这次不仅要当好翻译，还要做好为江青的服务工作，回来后直接向我汇报。
9月6日脱去绿军装换上红花连衣裙的我被送到南苑机场，已有一架苏联专机在做起飞的准备。突然看见毛主席和江青从车上下来，我作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文专修学校学员，有时，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是第二次见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亲自来送行。我当时想毛主席对江青真心关爱。近四十岁的江青穿着得体，走起路来腰板笔挺，有风度，没有化妆，看起来令人感觉很舒服，对人亲切平和，打消了我紧张的心情。
苏联的专机很讲究，有卧室和客厅，从飞机起飞这一刻起，我跟着江青开始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飞机飞到中途在伊尔库斯克停几小时加油。然后继续飞行，到达莫斯科已是傍晚了。坐着一辆黑色吉斯车来接的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中文翻译娜斯嘉·卡尔东诺娃，这种车所经之处红灯立即变绿灯放行，这是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车直达克林姆林宫医院(中国同志称之为“皇宫医院”，只接待国内外高干)。病房分里外间，里间是一大间，为病人住的，外间是一小间，为陪伴者住的。那里已有一位保健大夫等在病房，立即为江青做了长途飞行后的最必要的检查。
经过几天检查，结论是江青患有胆囊结石，结石呈泥沙样，需进行胆囊冲洗治疗。病人向右侧卧，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从口腔插进胃经幽门直到胆囊内，让管头顺利进入胆囊是个难点，必须要摆好合适的姿式，引流管才能顺利地插入胆囊;在引流过程中，她口含着管子经常要说话，开始我听不清楚，没法翻译，医生着急，病人更着急，影响了正常冲洗，幸亏我适应快很快就能听懂了。几个疗程后泥沙几乎看不见了，按医生建议，我们来到高加索的索契专门进行泥疗的疗养院，每天用黑泥敷在江青的腹部进行泥疗。
2月，回到莫斯科“皇宫医院”不久林利也奉命来到了医院，林利是中央老领导林伯渠的女儿，1938年6月高中毕业被送往莫斯科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延安。1949年后多次随高级代表团出国。1949年她任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翻译，结束后被留下为江青第一次到苏联治疗任翻译。1952年秋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林利任翻译，大会后她陪同少奇夫妇去高加索的索契治疗，江青正好也在那里做泥疗。江青碰上了林利并对她说，和他们一起有什么意思，不如和我在一起好。回莫斯科后江青要当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找林利谈，要她留下陪江青，她不得不放下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工作留下陪江青。
这次我们住的病房除病人的卧室外另有一大间供陪同人员起居，另有小客厅兼电话间，也是医生护士办公室。苏方派了两名警卫员轮换值班。林利觉得江青毕竟不等同毛主席，她是来治病的，林利就建议江青主动向苏方提出撤掉专门的警卫员，她面色不悦，但也同意提出，当时苏方还是坚持给她派警卫员。
3月5日早上护士为江青抽取胆汁化验做准备，如一切正常就可以回国了。这时苏共中央联络员卡尔东诺娃冲入我的房间，要马上通报江青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要求等做完胆汁引流再告诉她，不然一紧张就做不成了。林利也和医生说好暂时瞒着她。卡尔东诺娃边哭边说，今天全世界都应知道苏联人民和党所遭受到巨大痛苦，是党中央派我来专门通知江青这个噩耗的。她走进江青房间要林利给她翻译，还说林利和医生决定暂时瞒着她，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江青顿时大哭，边哭边对林利拍桌子，说不该瞒她。医生等她冷静后仍给她做了胆汁引流，居然抽出来了。事后江青对林利说，她理解林利和医生的好意。
几天后苏共中央联络部正式通知江青带着我和林利到圆柱大厅为斯大林守灵，虽然是短短的几分钟，斯大林的遗容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
此后江青自觉症状不佳，肝区常痛，计划天暖后去南俄疗养。林利趁机把国内单位同事希望她回去工作的多封信给江青看了，她大为生气，大骂中共中央编译局领导师哲，说是他组织这些人写的信。林利后来动员了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我都来劝她放林利走，江青总算同意了。到起飞的那天，江青号啕大哭，就不放林利走。这时医生、护士长变着法儿让江青的歇斯底里发作停了下来，终于放林利走了。临走时她对我说：江青说你爱人是沈钧儒的秘书，是党内的民主人士，并说你的社会关系复杂。
当时我和林利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这么看我。直到“四人帮”的材料曝光后，才知道江青最忌讳提到她的前夫之一唐纳。蓝苹和唐纳、赵丹和叶露西、顾而已和杜小鹃三对打算同时举行婚礼。到杭州六和塔下结婚是“才子”唐纳的主意。他们聘请了上海著名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著名导演郑君里任司仪兼摄影师，三对新人和沈老拍的相片，我还看到过。还有郑君里在文革中被江青整死，也是沾上了唐纳的缘故。
江青在文革中通过叶群去郑家及其他四位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知情人家，为了查抄出一封信。1957年，毛主席的《蝶恋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轰动一时。江青对毛主席说：“你想杨开慧，我还想唐纳呢。”她一怒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索要唐纳在法国的通信地址。在一次和江青聊天时我随口问了一句唐纳现在怎么样了?江青脸色一沉，没做回答。这就是我被她戴上了社会关系复杂帽子的原因。
养病期间她经常调电影来看，我印象最深的是译制片《红与黑》，我幸亏看过这本名著，边看边翻译，凑合过了一关。看过苏联国产片《第四十一》后，她对我说：这部片子是禁演片，可惜了，男女主角演得真好！她对我说过胡乔木要她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帮着审察电影。我首次听到拍电影的一些术语，如蒙太奇、淡出淡入，是江青给我解释的。江青曾去大剧院看过一次芭蕾舞，人民演员乌兰诺娃正在表演《红罂粟花》，江青很反感地说：这是侮辱中国人的戏，我们不能去看，普列谢茨卡娅是仅次于乌兰诺娃，是功勋演员。我们坐在莫斯科大戏院的包厢内欣赏了普列谢茨卡娅主演的芭蕾舞剧《喷泉》。另一次去观看了最有名的歌唱家、人民演员达拉索娃主演的《三姊妹》。演出后她嘲笑地对我说：唱得不错，但形象太差了，那么胖，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想中途出来，又怕包厢突然空了影响不好。
江青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敏感，和周围人接触中，凡是有人在说话中带有自夸的味道，她就说：你看他们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多明显，我们在他们面前也不能示弱，必要时也要反驳几句。她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在这里一切待遇是政治局委员的标准，在别墅每人是按100卢布一天供应，住医院另算。江青一次对我说：我们在这里的开销他们都管，我们国家外汇少，我们都不要领出差费。
有一次她从信中得知帮她料理家务的姐姐之子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她让我帮她接通汪东兴的电话，我听她在电话里追问她外甥是怎么进这所大学的，直到对方肯定地答道，是自己考上的，她才放心地放下了电话。她对我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影响。”那时的高级领导还真是以身作则的。我感觉得出，在任何场合她都考虑影响，她穿着得体，头总梳得溜光，她虽然有罗圈儿腿，但走路时全身笔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也有吃相，保持她特有的风度。讲到吃相，她对我这样狼吞虎咽看不惯。江青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吃西餐：“闭着嘴吃，不要吃出声音，吃面条一类要用叉子先卷一个小卷，整个放在嘴里等。”
在疗养院的游泳池里我教过江青游泳，她是初学，我从漂开始教，她像小学生一样，很听话，很大胆，完全按照我教的动作去做，很快就学会了蛙泳的基本动作。
江青估计不会在苏联度过夏天，因而我们只有冬衣。她让我给汪东兴打电话，找王光美给我们俩选几段做连衣裙的绸衣料，她提出了几种颜色。因为王光美审美观较好。买好后托访苏代表团带来。苏共中央有专为高干做衣服的裁缝，夏装很快便做好了。夏天来临后，江青带着我和两位保卫人员坐着火车来到了黑海边著名疗养地雅尔塔，住进一座漂亮的别墅，这是在二战期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巨头开“雅尔塔会议”住的地方，我们住的曾是罗斯福住过的别墅(利瓦季亚宫)，离海边很近。每天最高兴的是去黑海里游泳，那段时间，好像是给江青专用的带有大石头的沙滩，还有停靠小船的设备。在此游泳，一下去站不到底，江青坐在岸边椅子上沐浴着海风，看着我在黑蓝色的海水里畅游。有一次浪比平时大一点，我游得也远点，她在岸上看不见我了，着急了，不知怎么和保卫人员说通的，保卫人员划着小木船急忙地来找我。此后她不让我游得太远，怕出危险。
整个一座大房子除了两位保卫人员、一位厨师和一位女管家，别无他人，江青只能跟我聊天，这段时间的确谈得很多，可惜时隔六十多年，我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记忆力一向不强，只能回忆起某些印象深的内容。她说：“父亲是个木匠，喜欢喝酒，醉了就打妈妈和哥哥们，我最小，没有挨过打，我有时在学校正上着课，好像听见我妈妈的呼救声，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刺激，小学毕业我就离开了家，到一个戏班子学京戏，在那种旧戏班里受了不少苦。后来到了青岛，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我曾旁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课。党组织派我去上海在工厂做女工，在工人夜校教书。后因怕暴露身份，让我打入戏剧界。我曾经主演过《娜拉》《大雷雨》，都很轰动，我的艺名蓝苹从此出名了，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原名李云鹤，我的女儿跟我姓叫李讷。贺子珍不喜欢孩子，她的女儿姣姣，是我从农民那里要回来的，也随我姓，叫李敏，很小就送往苏联，回来后中文都不太会讲，她不愿去她妈妈那儿，喜欢在我们家。”
交谈中她常标榜自己处处向主席学习，如学他写字、签名。曾当场写给我看，问我学得像不像，听到我肯定的答复时，她显得很得意。她也学主席多读书。江青还说：“我们在中南海住的夫人们是一个党小组。”在雅尔塔休养期间是她情绪最好、最平稳的时段。
整个夏季快过完了，两位保卫人员都让我向江青提出该回莫斯科了，因为天气已凉，对健康不利。不知为何她不同意。过了几天，他们又要我向江青提出回莫斯科一事，她勉强同意了。8月份的莫斯科气候已像北京的深秋，江青因两地温差较大而有点感冒，她把我叫去生气地说：就是你和保卫员自己都想早点回家，串通一气编一大堆理由，催我回莫斯科。我回到房间后委屈地大哭了一场，怕惊动了周围服务人员，不敢大声哭。我生性有点男孩子气，我父亲死去曾大哭了一次，后来就没有再哭过。这次江青从我红肿的眼睛发现我哭过，责备我不顾影响，周围人一定认为我受了她的欺负。
9月初总算盼望到了回北京的日子，她特别对我说：我知道你回去后，傅连暲会找你谈我的情况，我不喜欢这个人，他什么都想管，都想知道。除了病情，别的不要说。真给我出了道难题，我到底该怎么汇报。
我们又是乘的专机，是苏制图-104喷气式飞机，由一直负责给她治疗的保健女医生和两位保卫员护送。这次直达北京。出乎我们这些陪同意料的是，飞机还没停稳，便看见毛主席已向我们招手了。我们跟在江青后面走下飞机，毛主席依次和大家握手，我介绍完三位陪同后发现飞行员也过来了，毛主席一面和他们握手一面问：“我还没有坐过你们的喷气式飞机，我可不可以上去坐坐?”机长连忙答道：“当然可以。”毛主席大步走向飞机，上去坐了一会，下来后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也算坐过图-104飞机啦！”几天后为答谢这次为时整一年的治疗和休养江青宴请了全部陪同成员。我向傅部长做了汇报，得到了对我工作的肯定，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55年年初我大女儿王力平降生了，由于母奶充足，孩子发育很好。5月初接到了再次陪江青赴苏联治病的任务，这意味着我要忍痛断了我宝贝女儿的最佳口粮。因行期近，要想办法紧急断奶，按我院的苏联专家办法：用绷带紧束胸部。发着烧的我随天津著名妇科专家俞霭峰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一向不晕机的我在飞机上大吐不止，反而受到俞教授的照顾。
本来是由协和医院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为她诊治，她感觉林教授手太重，说话不温柔，不喜欢她，所以挑了俞教授，这些是我后来听说的。我们紧急赴莫斯科是为江青赴苏治疗子宫颈癌打前站。我们首先到了莫斯科全苏妇产科学研究院妇产科临床医院。俞教授和苏联专家们研究了江青的病情，确诊还是原位癌前期，无须手术治疗。定下了做子宫颈局部的放射治疗，江青同意了此治疗方案。
当时北京医院著名内科专家吴洁带着我院翻译徐五凤要来参加学术会议，正好顺便陪同江青乘飞机来。江青还留他们在别墅住了一天。这次还派了北京医院一名在江青身边工作不久的保健护士员林爱。不需要翻译的时候由员林爱照顾她。每天吃饭都是俞教授、我和小员陪着她，她和俞教授交谈多，我觉得她谈吐得当，态度和霭，没过几天，江青突然对我说：你想法暗示俞霭峰可以回国了。
我想不知俞教授何处使江青讨厌了，俞教授很快就离开了。接着林利在北京又一次接到中央的命令作为江青的陪伴来到了别墅，她看到这里已有护士员林爱和我，林利真觉得不是滋味。江青这次做化疗有反应，情绪差，脾气也不好，林利想法进了一次城找到正在莫斯科的周总理，说了回京的充分理由，也没有得到总理的支持。然后她直接向江青软磨硬泡，最后，她终于答应放林利带着给毛主席的家信回京了。
这次有员林爱在我就轻松多了，尤其是晚上帮助江青入睡的任务，我可以摆脱了。回忆起第一次一整年的情景：江青入睡困难，每天睡前她躺下后背下要斜垫个枕头，半躺着，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两人打扑克牌，打的是在苏联学的名叫“傻瓜”的最简单，不用费脑筋的一种打法。有时长时间她不能入静，她出一张我出一张枯燥无味，常常我比她先入静，我困得不行，也得硬撑着打下去，如果让她看出来，她会不高兴。夜间有时也把我叫起来。
总之，每天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刻。本来一躺下就能入睡的我，也开始入睡困难，回国后多年我经常服用味极苦的水化氯醛帮我入睡。这次印象最深的是夜里被员林爱叫醒，一只很大的绿蝇在江青的睡房里嗡嗡叫，飞个不停。在苏联被告知这里都是卫生蝇，因为他们国家没有传染病，所以不备蝇拍，更不会有杀虫喷雾剂，别墅的房间又高又大，我们两个矮个怎么可能打得到这可恨的家伙。江青只有多吃安眠药度过此夜。第二天叫了保卫人员才赶出了这个“入侵之敌”。
江青没有住院治疗，而是每次到妇产科临床医院去，将带放射性钴的小棍放在子宫颈口内进行治疗。整个疗程不长，但她的白血球迅速降到两千多，此后想尽办法提高白血球。她抵抗力极度下降，真叫是弱不禁风。医生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她不要感冒。室内保持恒温，外出散步江青要求不仅要看温度，风力大小，还要看风向。出门前要擦干身上的虚汗，穿衣要动作轻和慢，不能再让她出汗，否则就得坐下等汗干。这次除外出去医院治疗外，没有出过别墅院子的大门，后门是一片草地，有几次看见了邻居住的苏共中央政治委员勃涅日列夫，他向江青点头问好。
江青在此邀请过随中国艺术团赴莫斯科的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到别墅来共进午餐。来之前她对我说你不要对苏方人员说来客的身份，当时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怕人知道她要见一个演员。后来我想是她对自己学过京戏以及30年代演员的身份不想让人知道。用午饭时，她让我和员林爱把饭厅的两边门都关严实。
席间，她对程砚秋的艺术表演才能大加赞扬，午餐结束后，她问程先生能否清唱一段《荒山泪》，这是她最欣赏的一出戏。程先生轻声清唱了一段，江青带头轻轻地鼓掌。她对程先生说：我今天很荣幸，能如此近距离听到程先生的清唱。我所以欣赏程先生的戏，是因为程先生能根据剧情和你本人声音条件来改变原来的唱腔。我喜欢你的创造精神。在对京剧中青衣梅程两大派的爱好问题上，我曾和周总理争论过，我欣赏你的戏，我是程派，总理欣赏梅兰芳的戏，是梅派，是保守派。客人走后她还强调地对我讲，梅兰芳唱戏因循守旧，没有创新，总理倒喜欢。
周总理对江青也十分关心。他每次到莫斯科，不管多忙，都要抽空来别墅看望江青。告诉她国内发生的大事，如高岗、饶漱石事件。询问她需要些什么。总理注意到江青想吃绿叶子菜，他回京后不久，我们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说已托人带了一箱新鲜蔬菜。收到后江青让我告诉厨师，这些菜他们不会做，她要亲自示范。我陪她到厨房去炒了一盘菠菜，还给厨师和在场人员都尝了一口，得到一片赞扬声。此后苏联的厨师也学会炒蔬菜了。
一晃半年，江青的白血球还是上不来多少，决定还是回北京找中医治疗。员林爱一直护理带着放射线的江青，和她接触最多，也没有保护措施。她本来出身就苦，12岁打工养家，身体底子差，她的白血球也降到了两千多。另外因为那时出国必须穿裙子，她两腿受寒，起了好些红点，患上了风湿。这次临回来前，她让卡尔东诺娃买了一个苏联制造的坐着的黑熊玩具送给我的女儿，捏上发条头，上面的两只爪子就能动。我想她这是给我丢下哺乳的女儿陪她来治病的补偿吧。“可当我回到家里，看见因断母奶改吃牛奶满脸红疹的宝贝女儿时，一阵酸痛涌上心头，她也不认识我了，我匆忙地拿出小黑熊，拉近了我们母女的距离。”员林爱后来这样说。
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疗整1年，需要赴莫斯科复查。复查结果令人满意。她自觉精神也不错。苏共中央安排了一次江青和苏共领导人夫人的会见，祝贺她病愈，一共是四位：当时斯大林的接班人苏共总书记马林科夫的夫人、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的夫人、赫鲁晓夫的夫人和米高杨的夫人。马林科夫的夫人是四人中较年轻的，她说她是电力学院的院长，她问江青将来想做什么，学过什么，当她知道了江青的学历不高，她对江说：你可以留下到我们学院来上学。江青听了先愣住了，然后回答说：以后有机会我就来你们学院学习。这次交谈看来并不投机，时间不长就结束了。
回别墅的路上坐在车里，江青对我说：这几位夫人都太没有水平了，尤其是马林科夫的夫人说话太没深浅了，让我去她的学校去上学，太可笑了，她太傲慢了。赫鲁晓夫的夫人还较为朴实和霭。这次会见大伤了江青的自尊心，住了三个月就回北京了。
此后四年见过江青大概四次，头三次都是她来北京医院做胆汁引流，叫我的原因一是她认为我能知道什么样的卧姿引流管能顺利进入她的胆囊，二是她口含引流管时说话我能听得懂。记得其中一次是我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叫我去的，她那无奈的样子至今我还有印象，她说：我们做胆汁引流无数次，她还担心我们的技术，非要我来叫你去。最后一次是1959年，我在和江青说话时流露过，我跟的最后一位神经内科苏联专家也走了，别的翻译以前都学过医的，都已转行去做大夫了，我只是学的俄语，我很想去上大学学一门专业。
这次和江青见面不久，正值春节，我突然接到通知：江青请我到中南海她家吃晚饭。我按指定的时间，从家里骑着车到了中南海。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也来一块吃饭。毛主席问了我一些问题后，他对我说：从工作中就能学到知识，要多读书，才能学到更多更广的知识。不一定要去上大学，我就没有进过大学，江青也没有上过大学嘛！这顿高级别的晚饭是江青安排的。明显是为了打消我上大学念头。也许有点表示对我多次为她服务的一点谢意吧。
1960年根据院党委的安排，我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学习一年，回来担任病房专职党支部副书记、书记。l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算是中层领导干部，造反派让我在病房擦地劳动。1967年原朱德总司令保健卫士魏琳给我看了一个小本，上面记录了汪东兴和保健局局长黄树则与上海两位专家对江青的会诊意见：客观检查，没有像江青主诉的那么重。我因看了写有江青病情的小本，认为有泄密之嫌，被关进了医院的地下室10个月。最后以泄密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留党察看两年。而魏琳比我更惨，在秦城监狱坐了六年的牢。
1969年，我到五七干校，年终被北京医院连队评为优秀“五七”战士。头上的光环戴了不到两个月，春节回京休假的连领导给我带来了一顶“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又被禁闭了半年，变成了专政对象，参加劳动三年。
1973年回院后，我被分到图书馆任馆长，参加了图书馆学会办的学习班。我无奈地当选了医院医务处管辖范围的党总支书记，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加在我头上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随着江青成为罪犯而自行平反了。凭15年图书馆工作成绩和几篇学术上的文章，图书馆学会将我的职称评定为副研究馆员。1987年，我离休。
来源《炎黄春秋》 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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